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贾似道“玩虫误国”有新解
[ 录入者:千江月 | 时间:2018-02-07 08:19:02 | 作者: | 来源:钱江晚报 | 浏览:551次 ]

作家白峰写了本讲蟋蟀的小闲书,背后却藏着古代气候和朝代兴亡

贾似道“玩虫误国”有新解

  从前有个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游戏项目,雅名“秋兴”,俗称“斗蟋”,也就是斗蟋蟀。

  在江南,“斗蟋”又叫“斗蛐蛐”,“80比较前”生的人以及他们的父辈,都玩过。然而现在是电子游戏兴盛的时代,“斗蟋”,成了很小众圈子的事情。

  作家白峰,也是“斗蟋达人”,写了一本书叫《斗蟋小史》,最近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。他写这本书,是向大文人兼大玩家、写了《秋虫六忆》的王世襄先生致敬。貌似一本讲斗蟋蟀的小闲书,书中却暗里波涛汹涌,以小见大,说的却是中国古代的物候气候,以及南宋多少兴亡事。

  据白峰说,斗蟋这游戏最早就是从南宋的都城杭州兴起的。

  据《西湖老人繁盛录》记载,南宋杭州有名的蟋蟀交易集市,就在如今杭州上城区的官巷,“每日早晨,多于官巷南北作市”。

  被误会的“蟋蟀宰相”贾似道

  钱江晚报:杭州成为斗蟋中心,有气候的原因,也有政治的原因吗?

  白峰:较之唐代,北宋的气候总体上已经开始寒冷了,唐代长安城里盛开的梅花,宫中栽种的尚能结果的柑橘,到了宋代都已经不能存活了。到了北宋末年,气候的变化忽然加剧了。

  这几天杭州大雪,大家兴奋得不得了,但和北宋末年、南宋初期比,那简直弱爆了。

  据咱们浙江大学的老校长竺可桢先生的研究,12世纪是中国历史上最寒冷的时期,当时杭州每年的最后一场雪,一般是在阳历3月中下旬,最晚的记录是在阳历4月中旬,这相当于今日河北北部、辽东半岛的情形。

  今人常常蔑视徽宗,其实我们可能都忽略了气候变迁对地缘政治的深刻影响。徽宗是赶上倒霉的一代君主。

  杭州成为新的政治中心,也自然成了经济文化中心,人才荟萃、外来人口激增,也带来了财富和各地的习俗、文化,李清照、辛弃疾这两个济南人不也是都到南方来了吗。

  我们现在能从史料中看到的有关南宋养斗蟋蟀的记录,基本上都和杭州有关。

  不论是《西湖老人繁胜录》中有关武林售卖蟋蟀的市场,还是张鎡、姜夔以蟋蟀为题的唱和,叶绍翁《夜书所见》“萧萧梧叶送寒声,江上秋风动客情。知有儿童挑促织,夜深篱落一灯明”这类描写逮蛐蛐场景的诗词,再到野史中记录了贾似道斗蟋蟀的史料,周密《武林旧事》著录的售卖促织盆的店铺,都发生在杭州,其他地区则无此记录。明代早期的蟋蟀谱也产生在杭州,直到万历时期依然如是。

  钱江晚报:您说,“蟋蟀宰相”贾似道一边斗蟋一边心事重重,苦苦支撑着风雨寒蝉般的最后的南宋,你对这段历史有另外的看法?

  白峰:王朝兴衰只能说明当时的制度已然山穷水尽。贾似道有纨绔习气这是无可否认的,但是贾似道被重用,还是得自他的老上级,一代名将孟拱的推荐。

  从《元史》里看,忽必烈还多次称赞贾似道的能力。

  至于贾似道对敌之际尚踞地斗蟋蟀这类故事,多出自故意的贬损,浙大何忠礼教授在《宋代政治史》中曾有较为客观的评述:“贾似道生活腐朽,他的纨绔习气至老不改,这完全可以相信,但个人品质是否恶劣到如此地步,我们却不能从宋末元初人、治学态度严谨而又对故国深为怀念的文天祥、黄震、谢枋德、郑思肖、周密等人的著作中得到印证,所以有些记载还是值得怀疑。至于说到贾似道在大敌当前的情况下,依然不理朝政,度宗对襄阳局势一无所知,贾似道对襄阳被围见死不救等等,却与史实不合。”

  贾似道被污名化主要的来由在于他推行的“公田法”和“打算法”。

  “公田法”相当于强抽大户的财产税,以用于军费以及回收纸币以抑制日益增长的通货膨胀;“打算法”则相当于对军费开支有一个审计的过程,以免吃空饷之类,应该说出发点和初衷都是好的。贾似道以自家田亩一万亩为先导,但是却得罪了整个江南士族大户,后来刺杀他的郑虎臣也是大地主出身。当日推行此法,亦属无奈之下的非常之举,开罪上层社会也是意料之中,贾似道何等聪明、世故,但却坚持推行之,我们今日也说不清这叫义无反顾还是一意孤行。但是从其作为,言贾似道权臣可也,云其奸臣则未必。

  当日山河动摇,贾似道身居高位,却回天乏术,忧心忡忡又难以言说,野史中记录的贾似道的一些乖戾、暴烈的行为虽未必就一定是真的,但大约可以反映出他紧张、焦虑的心理状态。

  南宋王朝风雨飘摇之际,人们把责任全都推到贾似道身上,似乎一切败象全出自贾似道政策艰险,是属于不明社会大势之论。此类情形,历朝历代,多得很呢。有了历史的纵深,我们以今日之眼光,实不该不明所以继续对贾似道作污名化的解读。

  南盆北罐,有人专门收藏

  钱江晚报:中国文化中有“见微知著”一说,一只小小的蟋蟀身上,能看出哪些名堂?

  白峰:蟋蟀可以视为是中国人宇宙全息观的一个缩影,是对天地规则自然观的一个体现,这从蟋蟀作为“物候”现象的《诗经》时代就已经是这样了。一叶梧桐而天下知秋;秋声连蟋蟀,寒色上梧桐,说的都是“见微知著”的道理。

  钱江晚报:喂养蟋蟀的器物,也就是蟋蟀罐,也能体现出中国古代器物之美。历史上有没有留下一些值得一说的名器,有没有一些人专门收藏的?

  白峰:蟋蟀罐著名的器物很多,瓷质蟋蟀罐以宣德皇帝御窑厂烧造的为极品,民间不大有。真正的养盆还是陶质蟋蟀盆,南方称盆,北方称罐,区别在于南北两地气候差异较大,各自按照适合当地的情况而采用了不同的制式,南盆壁薄而浅,北罐壁厚而深。无论南盆北罐,现在都有人专门收藏,包括过笼、水槽,蔚为大观。

  钱江晚报:西班牙人斗牛,中国人斗蟋,大与小,为什么有这么大差别,您觉得跟国民性有关吗?

  白峰:这个事和所谓“国民性”可能关系不大,但是和各自先民的生活方式、生产方式关系甚巨。西班牙人在大航海之前,也是以游猎、游牧为主,而中国人则较早地确立了农耕的生活方式。物候、节气,都是在农耕生活这个基础上发展出来的对自然的认知,这也和中国四季分明的气候条件是分不开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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