蟋蟀文化流传千年 
蟋蟀，又名蛐蛐、促织，据史料记载，我国玩养蟋蟀起源于农民庆祝丰收活动，并在民间广为流传。在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《诗经》中就有关于蟋蟀的记载，历史上还曾留下了《促织经》、《蛐蛐谱》等专著。玩养蟋蟀在唐天宝年间进入皇室，成为王孙贵族把玩之乐，常用金丝笼子养蟋蟀。南宋为畜养鸣虫斗蟋最著名的年代，南宋一代权相贾似道，酷爱畜养鸣虫斗蟋，以致斗蟋误国，但却留下了世界上第一部蟋蟀专著《促织经》。元代蒙古人体格魁伟，嫌蟋蟀个头小，于是开始斗大个的“油葫芦”（蟋蟀之一种）；历时540多年的明清两代，则是中国虫文化斗蟋史中的鼎盛时期，斗蟋之风经久不衰，清帝乾隆甚至常常带着蟋蟀上朝“听政”。  
时至今日，玩养蟋蟀仍然有着“广泛的群众基础”，据不完全统计，现在全国蟋蟀鸣虫爱好者已达3000万人。其中不乏像李金斗、王铁成、赵忠祥等各界文化名流。 

玩养之乐  其乐无穷 
玩蟋蟀的乐趣的确很多，“捉是一个乐趣、养是一个乐趣、斗蟋又是一个乐趣”。其中，尤其是观看蟋蟀格斗的激烈场面，实在是饶有趣味。两只小虫，虽为微物，似通人意，在瓶中拼搏，进退有据，攻守有致，忽而昂首向前，忽而退后变攻为守，胜者昂首长鸣，败者落荒而逃。整个过程奇趣横生，给人们带来精神上的享受。或许小小蟋蟀格斗起来，那种经得起创伤，忍得住伤痛，顽强拼搏的精神，那种“将军战死在疆场，凛冽不屈壮志酬”的气概，以及胜利者发出的“嘟、嘟”的凯旋之声所具有的独特魅力，是玩养蟋蟀在我国长兴不衰的根本原因。 
而在民间有“虫圣”、“中国蟋蟀文化第一人”之称的中科院研究员吴继传教授看来，玩养蟋蟀鸣虫更是乐趣无穷。吴继传出身于书香门第，在北京西城区上小学时，每到秋天，放学后各年级同学之间就拎来小瓦罐，蹲在墙根下展开蟋蟀大战。而为了捉蟋蟀，他常常天不亮就在北海或城墙根、护城河沿岸等处寻摸，几乎跑遍了老北京城内城外，有时候走在护城河边上，听到对岸有蟋蟀的叫声，他甚至会游过河去捉蟋蟀。随着后来考上中国农业大学，吴继传开始把学到的生物化学和昆虫学知识应用到养斗蟋蟀中，通过不断的研究，相继创立了蟋蟀的营养学、病理学、形态学、解剖学，总结出了一套研究蟋蟀的科学方法，再结合中国虫文化的传统经验和昆虫学，创立了中国蟋蟀学，并接连出版了《中国斗蟋》、《中国宁津蟋蟀志》、《中国巨蟋油葫芦谱》、《中国鸣虫谱》等专著。而今的吴继传，精通一切与蟋蟀有关的历史和学问，甚至单凭听蟋蟀的叫声，不用看就知道养在罐内的蟋蟀是什么品种、体形、老幼以及战斗力如何，甚至连蟋蟀是什么颜色都能听出来，可谓蟋蟀界的神人。对吴教授来说，中华蟋蟀的科学性、艺术性和它的趣味性，早已形成一门“中国蟋蟀学”。他说，“这里面的学问很深，值得花一生的时间来研究。” 

蟋蟀文化需要“正名” 
玩养蟋蟀真谓是其乐无穷，然而，很长一段时间以来，社会上却对玩养蟋蟀存在着严重的偏见，许多人一提“玩蛐蛐”就觉得有点不务正业似的，这是因为，一方面是玩养蟋蟀以前大都是公子王孙的活动，尤其是“贾似道斗蟋误国”等典故的流传，更使人认为玩养蟋蟀是玩物丧志的活动；另一方面是民间很多人把斗蟋蟀当作一种赌博方式，使玩养蟋蟀变了味。 
对此，许多行内专家却认为，玩养蟋蟀既是一门科学，同时也是一门艺术。算起来，蟋蟀文化在我国流传已有两千多年了，在如此漫长的历史中，无论是捉虫、斗虫、听虫，还是养虫，玩养蟋蟀已经成为人们充实精神生活的一种手段，是一种修身养性、延年益寿的绝佳方式。并且，玩养蟋蟀已成为我国民间的一项重要民俗活动，也是最具东方色彩的中国古文化遗产的一部分。从这小小的“虫儿”身上，可以看“天人合一”、“与自然和谐相处”等中国传统文化理念，是我们民族文化的一个缩影。 

蟋蟀协会登堂入室 
可以说，玩养蟋蟀其实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体现之一，不但不应该被摒弃，而且值得大力发扬。正因为如此，在吴继传教授的倡导下，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蟋蟀专业委员会于2004年正式成立。据会长吴继传介绍，协会爱好者来自各行各业，并且成员素质都非常高，有专家学者、知名人士，还有跨国公司的总裁。吴继传表示，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蟋蟀专业委员会成立的宗旨是，正确引导中国蟋蟀文化健康发展的方向，对我国传统的蟋蟀文化进行抢救、挖掘、搜集、整理和研究；弘扬和发展中国蟋蟀文化。而且还特别申明，专业委员会要坚决抵制利用蟋蟀进行赌博的行为。 
同时，吴教授还认为，蟋蟀文化从昆虫学、民间文化、民俗文化来讲，都有深厚的底蕴。对这一中国传统文化，我们应该重视起来，更要敢于弘扬蟋蟀文化，敢于宣传蟋蟀文化。因此，这几年来，在吴继传和蟋蟀专业委员会的组织下，已在各地举办了多届全国性的蟋蟀大赛，并且在中国著名的蟋蟀产地山东宁津，也已连续举办了十多届“中国宁津蟋蟀节”，文明玩养蟋蟀，不再是雕虫小技，而是早已登上了大雅之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