近些年来，国人喜把衣食住行、吃喝玩乐，均提纯到文化的层面去去诠释阐解，并成为一种习尚和时髦。酒文化、茶文化、陶瓷文化等古老传统文化，纷纷进入学者们的研究视野，这自在情理之中；园林文化、建筑文化、服饰文化等等，成为学人的研究课题，当也不穿凿附会；至于猴年有人话猴文化，鼠年有人说鼠文化，兔年有人论兔文化，便显得“文化”的价值大为贬值；再至于新近有人在小报上提出什么烟草文化、厕所文化等等，不免令人觉得是凿空之论，郢书燕说了。当今，“文化”一词使用频率之高，已使我们感到这个词汇的“通货膨胀”。

  上个世纪80年代末，有专家学人亮出了“蟋蟀文化”的旗帜。不明就里的人们听到还有这种“虫文化”，难免忍俊不禁。然而，只要我们从万签插架的书海里，去搜寻那些关于蟋蟀的忽明忽暗的历史鳞片进行组合，便会惊愕地发现：那藏在书页里“小精灵”之迷人的歌唱和勇猛的交斗，所折射出的人性大宇宙，足令我们在传统文化的长河里沉浮。

  琴棋书画、花鸟鱼虫，古称“八艺”，向被视为高官贵爵、文人骚客、隐士逸民修身养性的雅文化。在“八艺”中，唯有蛐蛐可走出高堂华舍，普及民间。秋野劳作的农夫，捉得一对斗蟋，就地挖坑，便可席地而观；山间秋牧的顽童，捕到一只蛐蛐，放入苇编小笼，投进几颗青豆，便可夜听其唱……人在亲近自然的静观中，在渗透自然的默察里，与“欢乐小天使”的心灵得以同化，这就孕育出蟋蟀文化的雏形。

  斗蟋之戏的普及性及博彩性决定了斗蟋文化的雅俗共赏，瑜瑕互存。

  历代虫家薪尽火传，对小小蟋蟀的食、饮、住、行乃至生活隐私，记述得细致入微。明本《重刊订秋虫谱》中，载有“促织三拗”，说的是蟋蟀有悖常规的三种行为：一是斗蟋在交斗时，胜者呜叫而败者无声；二是雄、雌蟋交配时，雌蟋压在雄蟋背上；三是交配后的雄蟋，斗时情绪亢奋，变得更加勇猛……

  辨别蟋之鸣声，是选将拔帅的要诀之一。令人嗟讶称叹的是，历代“九段捕手”及高超的玩家，其耳朵灵敏得如同当今的声谱仪，在一片蟋鸣中，他们竟能分得出：哪是独处的蟋蟀怡然自得的“呜叫声”；哪是受扰蟋蟀向其同伴发出的急促的“警戒声”；哪是寻欢的斗蟋向雌蟋唱出的缠绵的“求爱声”……

  国人对小小蟋蟀的研究可谓卓矣，越矣，显矣，著矣，精矣，绝矣。

  在蟋蟀文化中，还有一道奇异的风景线：历年斗蟋，每岁的虫王，皆堂而皇之地登上由文人雅士编写的《功虫录》。录中，对每秋“殿试”中跃过龙门的“虫状元”、“虫将军”皆“诰封”赐名，并其身形、颜色及战场表现，一一备述。述后，还附有颂诗。清《功虫录》载，宁阳有一小虫独占整头后，即被“诰封”为“骁勇大虫王青金翅”。对该虫，录中有无名氏颂诗四首，其三云:项阔头圆体像奇，青金翅背美容仪。诸雄胆破仓皇北，清口威名竹帛垂。这是独具中国特色的蟋蟀文化中的一畸形现象，这是旧中国有闲阶级和帮闲文人对小虫“嗜痂成癖”的折光。

  天地间，每一种生命都有其独具的自然法则。小小蟋蟀从羽化成虫到死，仅有三个多月的时光，故被称为“百日虫”。它们钻土为穴，以五谷杂粮为主食，间啜其他昆虫。蟋蟀是宽厚仁慈的大地之母怀中的小乖乖，上苍给了它们最大的自由。然而，当被人们玩于股掌之上后，它们在失去自由的同时，也虫分五等，身有九级。这小乖乖们被人为地拉开了“阶级的差距”，生活的差别。

  皇族鼎贵，为炫示富有和满足人性中的虚荣心，对小虫儿的吃住，进行了极为奢华的安排。金编银铸的小笼，玛瑙雕成的虫楼，无不小巧玲珑，精美绝伦。这足令身栖草棚茅舍的农夫发出“人不如虫，虫比人贵”的喟叹。

  我常想，自宋至清，皇族显贵为蟋事，曾消耗了国人多少聪明才智，曾挥霍了国家多少金银资财!倘若明清时当权者把玩蟋的浓兴移出半分去倡导科学与民生，我们这个古老民族的心，也不至于在清末被列强那一条条、一款款辱国条约的利刃，戳成碎片……

  《论语》中说：“子以四教：文、行、忠、信”，又云：“智者不惑，仁者不忧，勇者不惧。”儒家文化那庞大而影响深远的思想体系，早已经无孔不入地渗透在国人的观念、行为、习俗、信仰、思维方式、感情状态之中，当然也不会不氤氲于“蟋蟀文化”里。以松竹喻人格，以牛马比君子，常被历代有良知的文化人，来阐释做人的道理。清人王浣溪曾提出促织有“三德”，同是清人的冯芫霁云则云蟋蟀有五德：“鸣不失时，是其信也；遇敌必斗，是其勇也；寒则归宇，识时务也；伤重致死，是其忠也；败则不鸣，知耻辱也。”但这种声音，在沸反盈天的清代斗蟋大潮中，毕竟显得力弱音微。

  ……

  中国的蟋蟀文化，不谓不博大精深；但它又是一颗多味的果子，今人咀嚼起来，很难分辨它是涩，是甜，是酸，是辣……